1.《金缕曲·季子平安否》古诗

2.顾贞观《金缕曲二首》原文及翻译赏析

3.求,余秋雨散文一篇——《宁古塔》

《金缕曲·季子平安否》古诗

乌头马角终相救-乌首马角终相救

寄吴汉槎宁古塔,以词代书,丙辰冬寓京师千佛寺,冰雪中作(其一)

季子平安否?便归来,平生万事,那堪回首!行路悠悠谁慰藉,母老家贫子幼。记不起,从前杯酒。魑魅搏人应见惯,总输他,覆雨翻云手,冰与雪,周旋久。

泪痕莫滴牛衣透,数天涯,依然骨肉,几家能够?比似红颜多命薄,更不如今还有。只绝塞,苦寒难受。廿载包胥①承一诺,盼乌头马角②终相救。置此札,君怀袖。

这是一个被前人再三概叹为“良朋爱友”、“一时佳话”(袁枚《随园话》)、“使人增朋友之重、可以兴矣”(谭献《箧中词》)、“昔人交谊之重如此”(梁令嫺《艺蘅馆词选》)的动人故事。

清代顺治帝年间,诗人吴兆骞(字汉搓)因在科场案中受人诬陷,被流放至冰雪绝寒之地宁古塔(今黑龙江宁安),时年二十九岁。十七年后,他的童稚之交、作者顾贞观,入大学士纳兰明珠府中当教师,乘间为之求助于明珠之子、词人纳兰性德。但性德与吴兆骞并无交情,一时未允。1675年(康熙十五年)冬,作者离居北京干佛寺,于冰雪中感念良友的惨苦无告,为之作《金缕曲》二首寄之以代书信。性德读过这字字血泪的两首曲,泪下数行,道:“河粱生别之诗,山阳友之传,得此而三!”当即担保援救兆骞。后经纳兰父子的营救,吴兆骞终于在五年之后获赎还乡。“绝塞生还吴季子,算眼前此外皆闲事”(性德词)、“金兰镜使无良友,关塞终当老健儿”(顾永诗),从此,作者悉力奔走以救穷途之友的故事,便广为人所咏叹、而作为故事中心的《金缕曲》二首,更成为至今传诵不衰的友谊名篇。

词的特色,陈廷悼《白雨斋诗话》评曰:“华峯(作者字)《贺新郎》(《金缕曲》的原名)两阕,只如家常说话,而痛快淋漓,宛转反复,两人心迹一一如见,虽非正声,亦千秋绝调也!”“二词纯以性情结撰而成,悲之深、愍之至,丁宁告戒,无一字不从肺腑流出,可以泣鬼神矣!”通读全词,诚如所言。不过,对于功力深厚的作者来说,“家常说话”、“纯以性情”决非意味着可以信笔而书,而是仍需精于措词、巧于构思,以求使友人得到最大程度的安慰——字面上的明白浅显,正是作者惨淡经营的结果。

词的首句先问平安,这是书信的常套,词是以词代书。故先作常套语。然而,次句“便归来”三字,却看似平易而实为突兀,破空飞来。本来,此词的上片,全是为说兆骞的“平生万事,那堪回首”。这“万事”实在难以诉尽,作者姑且为举其大者:远行在外、无人慰藉,不堪回首者一;母老、家贫、子幼,从前杯酒论欢的朋友亦消散难忆,不堪回首者二;被那些魑魅魍魉般的小人诬陷了,却无从申冤、无从复仇,只能叹一声“应见惯”,哀一声“总输他”,不堪回首者三;日日与宁古塔的冰雪周旋,不堪回首者四。读者就算仅仅读到这些不堪回首,亦已足可感知作者对友人心思的体察之深,足可悟出作者与友人交情非比寻常;不料,作者还能在这干万重苦恨之上,更添上“便归来”三字,令读者的感知和领悟更深一层。有此二字,便足见兆骞这十七年所受之苦,也将是终身之苦——不能归来自是终身之苦,便能归来,也是终身之苦,因为终身留下挥之不去的阴影。同时,有此三字,亦给了绝塞良朋以“归来”的希望,哪怕只是极模糊的假定也罢。所以,凭着这笼盖上片的“便归来”三字,作者与吴兆骞的相知和相交到了何等的程度,已是尽在不言中;将此三字置于篇首,足见作者巧于构思。

下片首句“泪痕莫滴牛衣(乱麻编成之衣,典出《汉书·王章传》)透”,“透”字乃是精于措词的典例。在上片中,作者直说到友人的极痛处,令他不能不放声一恸,泪滴牛衣。但是,倒尽满怀苦水,乃是为了重振精神,故牛衣不可无泪,亦不可浸透泪水——消沉绝望。哭过了,也该退一步、回头思量一番。吴兆骞有毅然出塞相伴的爱妻、有生于北地的儿女,如此能够骨肉完聚之家,已算万幸。当年科场案发,有多少红颜少年为之丧生,下场更不如如今还生存着的兆骞,此又足可庆幸者。当然,绝塞之地是苦寒难当的,但有了这些 *** 和庆幸,又如何不该顽强地生存下去呢?更何况,前头还有希望,还有立下“终相救”誓言的当今申包胥在奔走。所以,作者劝说友人,虽然泪透牛衣,但仍可把这“以词代书”的书札藏入牛衣的环袖、耐心静候好音。

《金缕曲》的第一曲唱完了。上片是浅浅地给个“归来”的希望,却深深地捅到友人的最痛处;因为疼痛已无以复加,所以下片只得折回来寻找安慰、淡化疼痛,最后再把“归来”的希望放大:这个结构本身,也很精巧。〔作者:沈维藩,有改动)

顾贞观《金缕曲二首》原文及翻译赏析

金缕曲二首原文:

寄吴汉槎宁古塔,以词代书,丙辰冬,寓京师千佛寺,冰雪中作。

季子平安否?便归来,平生万事,那堪回首!行路悠悠谁慰藉,母老家贫子幼。记不起,从前杯酒。魑魅搏人应见惯,总输他,覆雨翻云手,冰与雪,周旋久。泪痕莫滴牛衣透,数天涯,依然骨肉,几家能够?比似红颜多命薄,更不如今还有。只绝塞,苦寒难受。廿载包胥承一诺,盼乌头马角终相救。置此札,君怀袖。

我亦飘零久!十年来,深恩负尽,生师友。宿昔齐名非忝窃,只看杜陵消瘦,曾不减,夜郎僝僽,薄命长辞知已别,问人生到此凄凉否?千万恨,为君剖。(只看 一作:试看)兄生辛未吾丁丑,共此时,冰霜摧折,早衰蒲柳。诗赋从今须少作,留取心魂相守。但愿得,河清人寿!归日急翻行戍稿,把空名料理传身后。言不尽,观顿首。

金缕曲二首翻译及注释

翻译 你近来平安吗?即便你回来,回首以前令人悲债的事,你又怎能够承受!昔日朋友形同陌生的路人,又有谁安慰你?你母老家贫子幼,早记不起杯酒相娱的时侯。魑魅搏人的事应该可空见惯,正直人却总是输在覆雨翻云的小人之手。我们与寒冷的冰雪,打交道已经很久很久。劝你不要让泪水把牛衣滴透。请你数一数天下的戌边人,仍旧和家人团聚二堂的,又有几家?比起早已冤的红颜薄命人,更不如你如今生命还有。只是在那极远的边塞,四季冰雪的苦寒难受。你在边塞已经二十年,·我要像申包胥那样实现诺言,像燕丹盼归使乌头白马生角样,一定把你营救。我就以这首词代替书信,请你妥善保存不要忧愁。

我也漂泊他乡很久。自中举十年来,我辜负了你的深厚恩情,未报答你这位生之交的师友。从前你我齐名并非名不副实,试看曾为怀念李白而瘦的杜甫,忧闷不下于流放夜郎的李白。我的夫人已经去世,又与知己的你分别,试问人生在世,到这步田地凄凉不?我将千种怨、万种恨,向你细细倾吐。你生于辛未年我生于丁丑,都受了一些时间的冰雪摧残,已经成了早衰的蒲柳。劝你从今要少作词赋,多多保重与我长相守。但愿黄河变清人长寿。你归来定会急忙翻阅戌边时的诗稿,把它们整理出来传给后世,但也只是忧患在前空名在后。满心的话语说不尽,我在此向你行礼磕头。

注释 吴汉槎(cha):名兆骞,江苏吴江人。顺治举人,工诗文,以科场事为人所陷,于顺治十六年谪戍宁古塔(今松江省宁安县)。书:书信。丙辰:清康熙十五年(1676年)季子:指春秋时吴王寿梦的儿子季札,号延陵季子,素有贤名。后常称姓吴的人为「季子」。这里代指吴兆骞。行路:过路人。悠悠:关系很远,不相关。慰藉:安慰之意。杯酒:即杯酒言欢的缩语。魑(chī)魅搏人:魑魅,传说里的山林妖怪。搏人,打人,抓人。据吴兆骞子吴振臣在《秋笳集》的跋中说,吴兆骞「为仇家所中,遂遣戍宁古。」覆雨翻云手:指翻手为云,覆手为雨,陷害好人的阴毒小人。牛衣:乱麻编制的给牛保暖的披盖物。据《汉书·王章传》载,王章贫困的时侯,曾与妻子卧于牛衣上对泣。数天涯,依然骨肉:吴兆骞被遣戍肩,其妻至戍所相陪十余年,生有一子四女。绝塞:极远的边塞。苦寒难受:吴兆骞《秋笳集》卷八《与计甫草书》中有:「塞外苦寒,四时冰雪。」廿(nian)载包胥承一诺:廿载,二十年。从1657年吴兆骞被遣戍宁古塔,到作者1676年写这首词,正好二十年。包胥承一诺,据《史记·伍子胥列传》载,春秋时,楚国大失包胥立誓要保全楚国,后果然如愿。盼乌头马角终相救:《史记·刺客列传》索引:「丹求归,秦王曰,『乌头白,马生角,乃许耳。』」燕太子丹仰天长叹,上感于天,果然乌头变白,马也生角。札:信札,书信。我亦飘零久:飘零,漂泊。作者康熙五年(1666年)中举,掌国史馆典籍,五年后因父病告归,康熙十五年(1676年)又入京在纳兰性德家教书,两度客居京师,故有飘零异乡之感。十年来:从康熙五年(1666年)作者中举,到1676年写这首词,正好十年。「宿昔」四句:宿昔,过去。非忝窃,不是名不副实。《感引集》卷十六引顾震沧的话说:「贞观幼有异才,能诗,尤工乐府。少与吴江吴兆骞齐名。」杜陵消瘦,杜甫在《丽人行》中自称「杜陵野老」、「杜陵布衣」,李白戏杜甫诗中有:「借问别采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夜郎僝僽,李白曾被流夜郎(今贵州省西部),受到摧残。这里以杜甫和李白比喻作者和吴兆骞。薄命长辞知己别:指作者夫人去世和与昊兆骞分别。兄生辛未吾丁丑:吴兆骞生于辛未年,即明崇祯四年(1631)。作者生于丁丑年,即明崇祯十年(1637年)。早衰蒲柳:蒲柳,即水杨,是凋零最早的树木。《世说新语》载:「顾悦与简文同年,而发早白。简文曰:『卿何以先白?』对曰:『蒲柳之姿,望秋而落。松柏之质,经霜犹茂。』」「诗赋」二句:古人认为创作诗文损伤人的心魂。桓谭在《新论》里说,他和扬雄都因作赋,「用精思大剧而得病」。作者和吴兆骞创作都很勤奋,尤其是吴兆骞,儿童时就作胆赋,「累千余言」。(见《国朝先正事略》)但愿得,河清人寿:河,指黄河。黄河水浊,古时认为黄河清就天下太平。古人云:「俟河之清,人寿几何。」认为黄河千年一清,而人寿有限。这里是希望一切好转,吴兆骞能归来的意思。行戍稿:在戍边时所写的稿子。

金缕曲二首创作背景

 吴兆骞于顺治十四年(1657)参加江南乡试中举,涉入丁酉江南乡试科场案。福临(顺治帝)大怒遂于次年将该科已考中的江南举子押解至北京,由福临在 *** 瀛台亲自复试,复试合格者保留举人资格,不合格者治罪。两名主考官被斩,17名同考官处绞。吴兆骞系著名江南才子,少有隽才亦傲岸自负,愤然拒绝复试,因而下狱。后虽经礼、刑两部多次严审,查明吴确无舞弊行为,顺治十五年(1658年),仍被流放宁古塔。身为朋友的顾贞观,在他被充军时,曾承诺必定全力营救,然而20多年过去了,一切努力始终无用。顾贞观自己也是郁郁不得意,在太傅纳兰明珠(纳兰性德的父亲)家当幕客,想起好友在寒冷偏塞之地受苦,于是向纳兰性德求救,但性德与吴兆骞并无交情,一时未允。

 康熙十五年(1675年)冬,作者离居北京千佛寺,于冰雪中感念良友的惨苦无告,为之作《金缕曲》二首寄之以代书信。纳兰性德读过这两首词,泪下数行,说:「河粱生别之诗,山阳友之传,得此而三!」当即担保援救兆骞。后经纳兰父子的营救,吴兆骞终于在五年之后获赎还乡。

金缕曲二首赏析

 二作系以书信格式入词,十分别致。「季子平安否?」写信先须问对方安好,这首句正是问安口气。不过用「季子」二字却有深意。这里用「季子」二字既切合吴兆骞的姓氏,又使 *** 想其才德,而且还表明吴地人。(一说,吴兆骞有二兄,季子言其排行。)拿吴季子比吴兆骞,其人才德令人钦佩,而却受了这种冤枉,就更令人同情。所以五个字看似寻常,实则有力地领起全篇。「便归来,平生万事,那堪回首?」这是用假设语句极力同情吴兆骞的痛苦经历。即使现在就能回到家乡,这段经历中的千难万苦,又那堪回想。何况现在没有归来,还在经受着这些不堪回首的痛苦。「行路悠悠准慰藉,母老家贫子幼。」这是就不堪回首的痛苦中特别提出充军关外的遭遇,没有谁能加以安慰,家庭又是如此困难——母老家贫子幼。过去的一切欢乐都无影无踪,「记不起、从前杯酒」。朋友的文酒之会,杯酒相欢,不要说现在没有了,就连过去的记忆也消失了,令人伤心。「魑魅搏人应见惯,总输他,覆雨翻云手。」「搏人」,这是含蓄地为吴兆骞鸣不平。「魑魅搏人」,比喻坏人以卑劣的手段陷害人。桂甫诗:「纷纷轻薄何足数,翻手为云覆手雨。」这里用杜意,就是说,君子总要吃小人的亏。应该提出的是 清代 文字狱频繁,士人往住转喉触讳。吴兆骞是朝廷谪戍的,既要同情兆骞,又要回避触犯朝廷,只能笼统地这样解说,这在当时已经算是大胆的了。「冰与雪,周旋久。」这是切题中宁古塔的特点。塞外苦寒,作者此时在京师风雪之中,想像好友塞外,只能与冰雪周旋,而一过就是多年,定令人难受。这上片痛快淋漓地为吴兆骞的痛苦倾诉,下片一转变成多方安慰开脱,希望他不要为痛苦所摧垮。

 汉时王章夫妻牛衣对泣的事,作者反用为「泪哀莫滴牛衣透」,劝也不要过分伤心,原因何在,「数天涯,依然骨肉,几家能够?比似红颜多命薄,更不如今还有?」没有几家能够骨肉团聚,吴兆骞虽远在关外,却还能牛农对泣,骨肉一处,这是骨肉分散的还好些。再说红颜命薄,古今一辙,有才往往命途多舛。这样退一步想,也就得些宽慰。但劝慰要有分寸,只能说到这地步,笔锋一转又为他难受:「只绝塞、苦寒难受。」这和上片结尾「冰与雪,周旋久」相呼应。「廿载包胥承一诺,盼乌头马角终相救」,化用春秋后期申包胥立誓救楚和燕太子丹质于秦而后得归的典故,作者把它们巧妙地组织在一起,表示不管多大困准,一定要像申包胥那样尽力救他回来。沉痛感人。「置此札,君怀袖」:这封信请你保存。就是凭证。这几句表现生不愉的友情,感人肺腑,催入泪下。

 第一首从吴兆骞写,第二首换个角度从自己发感慨:「我亦飘零久。十年来,深恩负尽,生师友!」说得沉痛,「亦」字勾留上首,不是泛泛。「宿昔齐名非泰窃,试看杜陵消瘦。曾不减、夜郎僝僽。」从自己又说到两人。杜甫《长沙送李十一衔》:「李杜齐名真悉窃,朔云寒菊倍离忧。」杜甫是客气话。历史上李杜齐名有好多个,东汉的李固杜乔、李膺杜密等等, 唐朝 诗人李白杜甫,这儿反用杜诗说「非忝窃」,以杜甫自比。「试看杜陵消瘦。」以李白比吴兆骞,李白曾被长流夜邹(中道放归),比吴兆骞之滴戍宁古塔,「僝僽」,指受折磨和愁苦烦恼。自己虽然没有谪戍,却和吴兆骞一样痛苦,备受析磨。「薄命长辞知己别,问人生、到此凄凉否?」红颜薄命,长辞指亡。顾贞观曾有悼亡之戚,薄命长辞,知已远别,人生逢此,是妻凉。人生之中没有多少人曾到这样凄凉境地。「问人生」这一反问句就包含上两层意思。「千万恨,为兄剖,自然收束半片。

 换头处,从年龄诉说,「兄生辛未吾丁丑」。辛未、丁丑到作此词时,两人都过了四十,「四十曰强,仕。」但「共些时,冰霜摧折,早衰蒲柳」,身体都受到摧残而早衰了。蒲柳是用《世说新语》顾悦与晋简文帝同岁而先老的典故,而「蒲柳」就变成自指身体的谦词了。这里用个「共」字,表示两人都一样,这是回应上文「试看杜陵消瘦,曾不减、夜郎僝僽。」 既然年过四十,身体早衰,就应注意保养:「词赋从今须少作,留取心魂相守。」两句语重心长。既然可以「相守」,表明前途仍有希望。「但愿得、河清人寿。」(「俟河之情,人寿几何?」「黄河清,出圣人。」)这句祝愿,字面用前一句,意思在后一句。希望圣主施恩,远人归老家园。政治清明,相应地人民应该生活安定,终其天年,所以说「河倩清人寿」。「归日急翻行戍稿,把空名料理传身后。」,吴兆骞的诗必传于后是作者的预言,也是完全符合实际的。吴兆骞流放以后,诗歌增加了悲壮苍凉的气氛,为人传诵,在 清代 前期也算重要作家。这表现作者对吴兆骞的信任和安慰。不说「声名」而说「空名」,这个「空」字把上文一系列苦痛都括在其中,大名没有使吴兆骞免除生前的苦难,所以说「空名」,这个「空」字可以算一字千金。「言又尽,观顿首」,仍然是书信格式。

诗词作品: 金缕曲二首 诗词作者: 清代 顾贞观 诗词归类: 友情

求,余秋雨散文一篇——《宁古塔》

这篇文章应该叫《流放者的土地》

东北终究是东北,现在已是盛夏的尾梢,江南的西瓜早就收藤了,而这里似乎还刚刚开旺,大路边高高低低地延绵着一堵用西瓜砌成的墙,瓜农们还在从绿油油的瓜地里一个个捧出来往上面堆。买了好几个搬到车上,先切开一个在路边啃起来。一口下去又是一惊,竟是我平生很少领略过的清爽和甘甜!

这里的天蓝得特别深,因此把白云衬托得银亮而富有立体感。蓝天白云下面全是植物,有庄稼,也有自生自灭的花草。与大西北相比,这里一点也不荒瘠;但与江南相比,这里又缺少了那些温馨而精致的曲曲弯弯,透着点儿苍凉和浩茫。

这片土地,竟然会蕴藏着这么多的甘甜吗?

我提这个问题的时候心头不禁一颤,因为我正站在从牡丹江到镜泊湖去的半道上,脚下是黑龙江省宁安县,清代称之为“宁古塔”的所在。只要对清史稍有涉猎的读者都能理解我的心情。在漫长的数百年间,不知有多少“”的判决书上写着:“流放宁古塔。”

有那么多的朝廷大案以它作为句点,因此“宁古塔”这三个字成了全国官员心底最不吉利的符咒。任何人都有可能一夜之间与这里产生终身性的联结,就像堕入一个漆黑的深渊,不大可能再泅得出来。金銮殿离这里很远又很近,因此这三个字常常悄悄地潜入高枕锦衾间的噩梦,把那么多的人吓出一身身冷汗。

清代统治者特别喜欢流放江南人,因此这块土地与我的出生地和谋生地也有着很深的缘分。几百年前的江浙口音和现在一定会有不少差别了吧,但是,云还是这样的云,天还是这样的天。

地可不是这样的地。有一本叫做《研堂见闻杂记》的书上写道,当时的宁古塔几乎不是人间的世界,流放者去了,往往半道上被虎狼恶兽吃掉,甚至被饿昏了的当地人分而食之,能活下来的不多。当时另有一个著名的流放地叫尚阳堡,也是一个让人毛骨悚然的地方,但与宁古塔一比,尚阳堡还有房子可住,还能活得下来,简直好到天上去了。也许有人会想,有塔的地方总该有点文明的遗留吧?这就搞错了。宁古塔没有塔,这三个字完全是满语的音译,意为“六个”(“宁古”为“六”,“塔”为“个”),据说很早的时候曾有兄弟六人在这里住过,而这六个人可能还与后来的清室攀得上远亲。

由宁古塔又联想到东北其他几个著名的流放地,例如,今天的沈阳(当时称盛京)、辽宁开原市(当时的尚阳堡)、齐齐哈尔(当时称卜魁)等处。我,又想来触摸中国历史身上某些让人不大舒服的部位了。

中国古代历朝对的惩罚,条例繁杂,但粗粗说来无外乎打、杀、流放三种。打是轻刑,杀是极刑,流放“不轻不重”,嵌在中间。

打的名堂就很多,打的工具(如鞭、杖之类)、方式和数量都不一样。民间罪犯姑且不论,即便在朝堂之上,也时时刻刻晃动着被打的可能。再道貌岸然的高官,再斯文儒雅的学者,从小接受“非礼勿视”的教育,举手投足蕴藉有度,刚才站到殿堂中央来讲话时还细声慢气地调动一连串深奥典故,用来替代一切世俗词汇,突然不知是哪句话讲错了,立即被一群宫廷侍卫按倒在地,在众目睽睽之下被一五一十地打将起来。苍白的肌肉,殷红的鲜血,不敢大声发出的哀号,乱作一团的白发,强烈地提醒着端立在一旁的其他文武官员:你们说到底只是一种生理性的存在;用思想来辩驳思想,以理性来面对理性,从来没有那回事儿。

杀的花样就更多了。我早年在一本旧书中读到嘉庆朝廷如何杀戮一个行刺者的具体记述,好几天都吃不下饭。后来我终于对其他花样也有所了解了,真希望我们下一代不要再有人去知道这些事情。他们的花样,是把这件事情变成一个可供细细品味、慢慢咀嚼的漫长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组成人的一切器官和肌肤全部成了痛苦的由头,因此受刑者只能怨恨自己竟然是个人。我相信中国的宫廷官府所实施的办法,是人类成为人类以来百十万年间最为残酷的自戕游戏,即便是豺狼虎豹在旁看了也会瞠目结舌。

残忍,对统治者来说,首先是一种恐吓,其次是一种快感。越到后来,恐吓的成分越来越少,而快感的成分则越来越多。这就变成了一种心理毒素,扫荡着人类的基本尊严。统治者以为这样便于统治,却从根本上摧残了中华文明的人性、人道基础。这个后果非常严重,直到已经废止酷刑的今天,还没有恢复过来。

现在可以说说流放了。

与杀相比,流放是一种长时间的折磨。了倒也罢了,可怕的是人还活着,种种残忍都要用心灵去一点点消受,这就比都繁难了。

就以当时流放东北的江南人和中原人来说,最让人受不了的是流放的株连规模。有时不仅全家流放,而且祸及九族,所有远远近近的亲戚,甚至包括邻里,全都成了流放者,往往是几十人、百余人的队伍,浩浩荡荡。

别以为这样热热闹闹一起远行并不差,须知道这些几天前还是锦衣玉食的家都已被查抄,家产财物荡然无存,而且到流放地之后做什么也早已定下,如“赏给出力兵丁为奴”、“给披甲人为奴”,等等,连身边的孩子也都已经是奴隶。一路上怕他们逃走,便枷锁千里。我在史料中见到这样一条记载:明宣德八年,一次有一百七十名流放到东北,在路上的就有三分之二,到东北只剩下五十人。

好不容易到了流放地,这些奴隶分配给了主人,主人见美貌的女性就随意糟蹋,怕其丈夫碍手碍脚就先把其丈夫杀了。流放人员那么多用不了,选出一些女的卖给娼寮,选出一些男的去换马。

最好的待遇是在所谓“官庄”里做苦力,当然也完全没有自由。照清代被流放的学者吴兆骞记述,“官庄人皆骨瘦如柴”、“一年到头,不是种田,即是打围、烧石灰、烧炭,并无半刻空闲日子”。

在一本叫《绝域纪略》的书中描写了流放在那里的江南女子汲水的镜头:“舂馀即汲,霜雪井溜如山,赤脚单衣悲号于肩担者,不可纪,皆中华富贵家裔也。”

在这些可怜的汲水女里面,肯定有着不少崔莺莺和林黛玉,昨日的娇贵矜持根本不敢再回想,连那点哀怨悱恻的恋爱悲剧,也全都成了奢侈。

康熙时期的诗人丁介曾写过这样两句诗:

南国佳人多塞北,

中原名士半辽阳。

这里该包含着多少让人不敢细想的真正大悲剧啊!诗句或许会有些夸张,但当时中原各省在东北流放地到了“无省无人”的地步是确实的。据李兴盛先生统计,单单清代东北流人(其概念比流放犯略大),总数在一百五十万以上。普通平民百姓很少会被流放,因而其间“名士”和“佳人”的比例确实不低。

如前所说,这么多人中,很大一部分是株连者,这个冤屈就实在太大了。那些远亲,可能根本没见过当事人,他们的亲族关系要通过老一辈曲曲折折的比画才能勉强理清,现在却一股脑儿都被赶到了这儿。在统治者看来,中国人都不是个人,只是长在家族大树上的叶子,一片叶子看不顺眼了,证明从根上就不好,于是一棵大树连根儿拔掉。我看“株连”这两个字的原始含义就是这样来的。

树上叶子那么多,不知哪一片会出事而祸及自己,更不知自己的一举一动什么时候会危害到整棵大树,于是只能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如此这般,中国怎么还会有独立的个体意识呢?

我们也见过很多心底明白而行动窝囊的人物:有的事,他们如果按心底所想的再坚持一下,就坚持出人格来了;但皱眉一想妻儿老小、亲戚朋友,也就立即改变了主意。既然大树上没有一片叶子敢于面对风的吹拂、露的浸润、霜的飘洒,那么,整个树林也便成了没有风声鸟声的林。

我常常设想,那些当事人在东北流放地遇见了以前从来没有听见过、这次却因自己而罹难的远房亲戚,该会说什么话,有何种表情?而那些远房亲戚又会作什么反应?

当事人极其内疚是毫无疑问的,但光内疚够吗?而且内疚什么呢?他或许会解释一下案情,但他真能搞得清自己的案情吗?

能说清自己案情的是流放者中那一部分真正的反清斗士。还有一部分属于宫廷内部钩心斗角的失败者,他们大体也说得清自己流放的原因。最说不清楚的是那些文人,不小心沾上了文字狱、科场案,一夜之间成了,与一大群受株连者一起跌跌撞撞地发配到东北来了,他们大半搞不清自己的案情。

文字狱的无法说清已有很多人写过,不想再说什么了。科场案是针对科举考试中的作弊嫌疑而言的,牵涉面更大。

明代以降,特别是清代,壅塞着接二连三的所谓科场案,好像鲁迅的祖父后来也挨到了这类案子——幸好没有全家流放,否则我们就没有《阿Q正传》好读了。

依我看,科场中真作弊的有,但是很大一部分是被恣意夸大甚至无中生有的。例如,一六五七年发生过两个著名的科场案,被杀、被流放的人很多。我们不妨选其中较严重的一个即所谓“南闱科场案”稍稍多看几眼。

一场考试过去,发榜了,没考上的士子们满腹牢骚,议论很多。被说得最多的是考上举人的安徽青年方章钺,可能与主考大人是远亲,即所谓“联宗”吧,理应回避,不回避就有可能作弊。

落第考生的这些道听途说被一位官员听到了,就到顺治皇帝那里奏了一本。顺治皇帝闻奏后立即下旨,正副主考一并革职,把那位考生方章钺捉来严审。

这位安徽考生的父亲叫方拱乾,也在朝中做着官,上奏说我们家从来没有与主考大人联过宗,联宗之说是误传,因此用不着回避,以前几届也考过,朝廷可以调查。

本来这是一件很容易调查清楚的事情,但麻烦的是,皇帝已经表了态,而且已把两个主考革职了,如果真的没有联过宗,皇帝的脸往哪儿搁?

因此朝廷上下一口咬定,你们两家一定联过宗,不可能不联宗,没理由不联宗,为什么不联宗?不联宗才怪呢!既然肯定联过宗,那就应该在子弟考试时回避,不回避就是犯罪。

刑部花了不少时间琢磨这个案子,再琢磨皇帝的心思,最后心一横,拟了个处理方案上报,大致意思无非是,正副主考已经激起圣怒,被皇帝亲自革了职,那就干脆处算了,把事情做到底别人也就没话说了;至于考生方章钺,朝廷不承认他是举人,作废。

这个处理方案送到了顺治皇帝那里。大家原先以为皇帝也许会比刑部宽大一点,做点姿态,没想到皇帝的回旨极其可怕:正副主考斩首,没什么客气的;还有他们统领的其他所有考官到哪里去了?一共十八名,全部绞刑,家产没收,他们的妻子儿女一概罚做奴隶。听说已经了一个姓卢的考官了?算他幸运,但他的家产也要没收,他的妻子儿女也要去做奴隶。还有,就让那个安徽考生不做举人算啦?不行,把八个考取的考生全都收拾一下,他们的家产也应全部没收,每人狠狠打上四十大板。更重要的是,他们这群考生的父母、兄弟、妻子,要与这几个人一起,全部流放到宁古塔!(参见《清世祖实录》卷一百二十一)

这就是典型的中国古代判决,处罚之重,到了完全离谱的程度。不就是仅仅一位考生与主考官有点沾亲带故的嫌疑吗?他父亲出面已经把嫌疑排除了,但结果还是如此惨烈,而且牵涉的面又如此之大。这二十个考官应该是当时中国第一流的学者,居然不明不白地全部杀掉,他们的家属随之遭殃。这种暴行,今天想来还令人发指。

这中间,唯一能把嫌疑的来龙去脉说得稍稍清楚一点的只有安徽考生一家——方家,其他被杀、被打、被流放的人可能连基本缘由也一无所知。但不管,刑场上早已头颅滚滚、血迹斑斑,去东北的路上也已经排成长队。

这些考生的家属在长途跋涉中想到前些天身首异处的那二十来个大学者,心也就平下来了——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何况人家那么著名的人物临前也没吭声,要我冒出来喊冤干啥?

这是中国人面临最大的冤屈和灾难时的惯常心理逻辑。一切理由都没什么好问的,就算是遇到了一场自然灾害。

我亦飘零久。十年来,深恩负尽,生师友。宿昔齐名非忝窃,试看杜陵消瘦。曾不减,夜郎僝僽。薄命长辞知己别,问人生到此凄凉否?千万恨,从君剖。兄生辛未吾丁丑,共些时,冰霜摧折,早衰蒲柳。词赋从今须少作,留取心魂相守。但愿得,河清人寿。归日急翻行戍稿,把空名料理传身后。言不尽,观顿首。

不知读者诸君读了这两首词作何感想,反正纳兰容若当时刚一读完就声泪俱下,对顾贞观说:“给我十年时间吧,我当做自己的事来办,今后你完全不用再叮嘱我了。”

顾贞观一听急了:“十年?他还有几年好活?五年为期,好吗?”

纳兰容若擦着眼泪点了点头。

经过很多人的努力,吴兆骞终于被赎了回来。

我常常想,今天东北人的豪爽、好客、重友情、讲义气,一定与流放者们的精神遗留有某种关联。流放,创造了一个味道浓厚的精神世界,使我们得惠至今。

在享受友情之外,流放者还想干一点自己想干的事情。由于气候和管理方面的原因,流放者也有不少空余时间。有的地方,甚至处于一种放任自流的状态。这就给了文化人一些微小的自我选择的机会。

我,总要做一点别人不能替代的事情吧?总要有一些高于捡野菜、拾马粪、烧石灰、烧炭的行为吧?想来想去,这种事情和行为,都与文化有关。因此,这也是一种回归,不是地理意义上的而是文化意义上的回归。

比较常见的是教书,例如,洪皓曾在晒干的桦叶上默写出《四书》,教村人子弟;张邵甚至在流放地开讲《大易》,“听者毕集”;函可作为一位佛学家利用一切机会传授佛法。

其次是教耕作和商贾,例如,杨越就曾花不少力气在流放地传播南方的农耕技术,教当地人用“破木为屋”来代替原来的“掘地为屋”,又让流放者用随身带的物品与当地土著交换渔牧产品,培养了初步的市场意识,同时又进行文化教育,几乎是全方位地推动了这块土地上文明的进步。

文化素养更高一点的流放者则把东北作为自己进行文化考察的对象,并把考察结果留诸文字,至今仍为地域文化研究者所钟爱。例如,方拱乾所著《宁古塔志》,吴桭臣所著《宁古塔纪略》,张缙彦所著《宁古塔山水记》,杨宾所著《柳边纪略》,英和所著《龙沙物产咏》,等等,这些著作具有很高的历史学、地理学、风俗学、物产学等多方面的学术价值。

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的学术研究除了李时珍、徐霞客等少数例外,多数习惯于从书本来到书本去,缺少野外考察精神,致使我们的学术传统至今还常缺乏实证意识。这些流放者却在艰难困苦之中克服了这种弊端,写下了中国学术史上让人惊喜的一页。

他们脚下的这块土地给了他们那么多无告的陌生,那么多绝望的辛酸,但他们却无意怨恨它,而用温热的手掌抚摸着它,让它感受文明的热量,使它进入文化的史册。

在这方面,有几个代代流放的南方家族所起的作用特别大。例如,清代浙江的吕留良家族,安徽的方拱乾、方孝标家族,浙江的杨越、杨宾父子等。近代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在民国初年曾说到因遭文字狱而世代流放东北的吕留良(吕用晦)家族的贡献:“后裔多以塾师、医药、商贩为业。土人称之曰老吕家,虽为台隶,求师者必于吕氏,诸犯官遣戍者,必履其庭,故土人不敢轻,其后裔亦未尝自屈也。”“齐齐哈尔人知书,由吕用晦后裔谪戍者开之。”

说到方家,章太炎说:“初,开原、铁岭以外皆胡地也,无读书识字者。宁古塔人知书,由孝标后裔谪戍者开之。”(《太炎文录续编》)当代历史学家认为,太炎先生的这种说法,史实可能有所误,评价可能略嫌高,但肯定两个家族在东北地区文教上的启蒙之功,是完全不错的。

且看历来流离失所的灾民,有几个问清过台风形成的原因和山洪暴发的理由?算啦,低头干活吧,能这样就不错啦。

灾难,对于常人而言也就是灾难而已,但对文人而言就不一样了。在灾难降临之初,他们会比一般人更紧张、更痛苦,但在渡过这一关口之后,他们中一部分人的文化意识有可能觉醒,开始面对灾难寻找生命的底蕴。以前的价值系统也可能被解构,甚至解构得比较彻底。

有些文人,刚流放时还端着一副孤忠之相,等着哪一天圣主来平反昭雪。有的则希望自己后有一位历史学家来说两句公道话。但是,茫茫的塞外荒原否定了他们,浩浩的北国寒风嘲笑着他们。

流放者都会记得宋金战争期间,南宋的使臣洪皓和张邵被金人流放到黑龙江的事迹。洪皓和张邵算得上为大宋朝廷争气的了,在捡野菜充饥、拾马粪取暖的情况下还凛然不屈。

出人意料的是,这两人在东北为宋廷受苦受难十余年,好不容易回来后却立即遭受贬谪。倒是金人非常尊敬这两位与他们作对的使者,每次宋廷有人来总要打听他们的消息,甚至对他们的子女也倍加怜惜。

这种事例,使后来的流放者们陷入深思:既然朝廷对自己的使者都是这副模样,那它真值得大家为它守节效忠吗?我们过去头脑中认为至高无上的一切,真是那样有价值吗?

顺着这一思想脉络,东北流放地出现了一个奇迹:不少被流放的清朝官员与反清义士结成了好朋友,甚至到了生莫逆的地步。原先各自的政治立场都消解了,消解在对人生价值的重新确认里。

当官衔、身份、家产一一被剥除时,剩下的就是生命对生命的直接呼唤。著名的反清义士函可,在东北流放时最要好的那些朋友李裀、魏琯、季开生、李呈祥、郝浴、陈掖臣等人,几乎都是被贬的清朝官吏。但他却以这些人为骨干,成立了一个“冰天诗社”。

函可的那些朋友,在个人人品上都很值得敬重。例如,李裀获罪是因为上谏朝廷,指陈当时的“逃人法”立法过重,株连太多;魏琯因上疏主张一个的妻子“应免流徙”而自己反被流徙;季开生是谏阻皇帝到民间选美女;郝浴是弹劾吴三桂骄横不法……总之都是一些善良而正直的人。现在他们的发言权被剥夺了,但善良和正直却剥夺不了。

函可与他们结社是在顺治七年,那个时候,江南很多知识分子还在以仕清为耻,因此是看不起仕清反被清害的汉族官员的。但函可却完全不理这一套,以毫无障碍的心态发现了他们的善良与正直,把他们作为一个个有独立人品的个人来尊重。

政敌不见了,对立松懈了,只剩下一群赤诚相见的朋友。

有了朋友,再大的灾害也会消去大半;有了朋友,再糟的环境也会风光顿生。

我敢断言,在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中,最珍贵、最感人的友谊必定产生在朔北和南荒的流放地,产生在那些蓬头垢面的文士们中间。其他那些著名的友谊佳话,外部雕饰太多了。

除了流放者之间的友谊外,外人与流放者的友谊也有一种特殊的重量。

在株连之风极盛的时代,与流放者保持友谊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何况地处遥远,在当时的交通和通信条件下要维系友谊又非常艰难。因此,流放者们完全可以凭借往昔友谊的维持程度,来重新评验自己原先置身的世界。

元朝时,浙江人骆长官被流放到东北,他的朋友孙子耕竟从杭州一路相伴到东北。清康熙年间,兵部尚书蔡毓荣获罪流放黑龙江,他的朋友上海人何世澄不仅一路护送,而且陪着蔡毓荣在黑龙江住了两年多才返回江南。

让我特别倾心的是,康熙年间顾贞观把自己的老友吴兆骞从东北流放地救出来的那番苦功夫。

顾贞观知道老友在边荒时间已经很长,吃足了各种苦头,很想晚年能赎他回来让他过几天安定日子,为此他愿意叩拜座座朱门来集资。但这事不能光靠钱,还要让当朝最有权威的人点头。他好不容易结识了当朝太傅明珠的儿子纳兰容若。纳兰容若是一个人品和文品都不错的人,也乐于帮助朋友,但对顾贞观提出的这个要求却觉得事关重大,难以点头。

顾贞观没有办法,只得拿出他因思念吴兆骞而写的词作《金缕曲》两首给纳兰容若看。两首词的全文是这样的:

季子平安否?便归来,平生万事,那堪回首!行路悠悠谁慰藉?母老家贫子幼。记不起,从前杯酒。魑魅搏人应见惯,总输他覆雨翻云手。冰与雪,周旋久。泪痕莫滴牛衣透,数天涯,依然骨肉,几家能够?比似红颜多命薄,更不如?还有。只绝塞,苦寒难受,廿载包胥承一诺,盼乌头马角终相救。置此札,君怀袖。

一个家族世世代代流放下去,对这个家族来说是莫大的悲哀,但他们对东北的开发事业却进行了一代接一代的连续性攻坚。他们是流放者,但他们实际上又成了老资格的“土著”。那么他们的故乡究竟在何处呢?面对这个问题,我在同情和惆怅中又包含着对胜利者的敬意,因为在文化意义上,他们是英勇的占领者。

我希望上面这些叙述不至于构成这样一种误解,以为流放这件事从微观来说造成了许多痛苦,而从宏观来说却并不太坏。

不。从宏观来说,流放无论如何也是对文明的一种摧残。部分流放者从伤痕累累的苦痛中挣扎出来,手忙脚乱地创造出了那些文明,并不能给流放本身增色添彩。且不说多数流放者不再有什么文化创造,即便是我们在上文中评价最高的那几位,也无法成为我国文化史上的第一流人才。

第一流人才可以受尽磨难,却不能让磨难超越基本的生理限度和物质限度。尽管屈原、司马迁、曹雪芹也受了不少苦,但宁古塔那样的流放方式却永远也出不了《离骚》、《史记》和《红楼梦》。

文明可能产生于野蛮,却绝不喜欢野蛮。我们能熬过苦难,却绝不赞美苦难。我们不害怕迫害,却绝不肯定迫害。

部分文人之所以能在流放的苦难中显现人性、创建文明,本源于他们内心的高贵。他们的外部身份可以一变再变,甚至终身陷于囹圄,但内心的高贵却未曾全然销蚀。这正像有的人,不管如何追赶潮流或身居高位,却总也掩盖不住内心的卑贱一样。

毫无疑问,最让人动心的是苦难中的高贵,最让人看出高贵之所以高贵的,也是这种高贵。凭着这种高贵,人们可以在生存亡线的边缘上吟诗作赋,可以用自己的一点温暖去化开别人心头的冰雪,继而可以用屈辱之身去点燃文明的火种。他们为了文化和文明,可以不顾物欲利益,不顾功利得失,义无反顾,一代又一代。

我站在这块古代称为宁古塔的土地上,长时间地举头四顾又终究低下头来,我向一些远年的灵魂祭奠——为他们大多来自浙江、上海、江苏、安徽那些我很熟悉的地方,更为他们在苦难中的高贵。